罗不特：浅谈《国史大纲》

本文草于2015年。因南方某发达城市的阅读微信群（后解散）群主的邀请作了一次语音分享，这是我头一次（也是迄今唯一一次）在某FM平台上录音，更准确地说基本上是照着草稿念了一遍。谨此特别感谢当初邀约的朋友。

浅谈《国史大纲》

我要分享的是一部鼎鼎有名的教科书，钱穆先生的《国史大纲》。读本科时就通读过一遍，这十多年来时常想重读一遍。直到最近才如愿。钱先生这部书当之无愧是一部经典了。不过我对钱穆没有什么研究，所以这里只能谈一点非常肤浅的读后感。请各位批评指教。

在谈《国史大纲》之前，想介绍两篇文章。一篇是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汎森先生的《钱穆与民国学风》，这篇文章收在他的一本小册子里，书名叫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，有香港三联版，大陆有复旦大学版。另一篇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志宏先生的文章，是他为钱穆晚年的回忆录《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》作的导读。林志宏是王汎森的弟子，他的文章在中研院近史所的个人网页上可以下载。【可点本文左下方“阅读原文”】

《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》是极好的书，我买过好几本，都是三联的版本。这回因为要分享《国史大纲》的读后感，又从图书馆里借了来。不过这回偶然借到的是九州出版社的本子。这个本子是个新校订的版本，我没有把三联版和九州版对照着看，不知道哪些地方有订正。不过九州版的一个好处是，它增加了附录，附录的都是钱穆先生的回忆文章，可以跟《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》正文对照着看。

钱穆的这部晚年回忆录，我读过好几次，但读了林志宏的文章，才发觉自己很多地方都没有注意到。同样的，钱穆的著作我也读过几部，但几年前读了王先生的文章，感觉原来有那么多面向、那么多层次可以展开讨论。所以在这里先推荐这两篇文章。

下面说说钱穆自己笔下的《国史大纲》。钱穆在一篇纪念张其昀的文章（《纪念张晓峰吾友》）里说——张其昀曾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，抗战期间创办《思想与时代》杂志，钱穆也是撰稿人——他的治学在《国史大纲》以前主要是写历史考证方面的论文，在《大纲》以后则更多讨论文化、民族这类比较宏大的题目。或者可以这么说，《大纲》以前更偏向学术，以后则更偏向思想。也就是说，《国史大纲》可以看作钱穆一生学问思想的转折点。

另外，《师友杂忆》中多处提到《国史大纲》。比如1940年，《国史大纲》刚刚完成，为了预防空袭，想早一点印刷，钱穆就跟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商量，希望能早日出版，王云五也答应了，但钱穆提出在付印之前要交给他的老师吕思勉先生看一遍校样。当时吕思勉在光华大学当教授，后来钱穆有机会在上海见到吕先生，吕思勉称赞《国史大纲》论“南北经济”一节写得很好，又说：书里面写魏晋屯田制到唐代的租庸调制的演变，写得也非常好，说“此书所论，诚千载只眼”，翻译成白话大意是《大纲》的论断极其精彩，发前人所未发。对于学者，这是很高的评价了。

除了吕思勉——这里插一句啊，现在有一种说法，还被说成是严耕望先生的观点，说现代史学有四大家，分别是陈垣、陈寅恪、钱穆、吕思勉。其实，如果认真读严耕望的《治史三书》，就知道这个说法是有偏颇的。严先生推崇这四位前辈史学家是不假，但好像没有“现代史学四大家”这种称谓。他说的很明白，他推崇这四位，是因为他有幸见过他们，或者读他们著作时他们还健在，而像梁启超、王国维去世得早。尤其是王国维，如果要较真的话，现代史学四大家，无论如何王国维都应是其中一家，而且是极重要的一家。我想，严耕望先生根本没有贬抑或忽视王国维的意思，但不少人读书不仔细，往往人云亦云，喜欢把“四大家”“南什么北什么”挂在嘴边。

除了吕思勉评论过《国史大纲》，《师友杂忆》中还提到陈寅恪、缪凤林、陈梦家等人。我们今天能读到《国史大纲》，有一分功劳属于陈梦家，是他劝钱穆撰写一部教科书。陈梦家是钱穆的同事，同在北大、西南联大任教。至于陈寅恪，是因为《国史大纲》的长篇《引论》在报纸上发表，陈寅恪对张其昀说，这是一篇大文章，很值得一读。陈寅恪那时候已经名满天下，真的是声誉卓著，影响很大。所以他这一句评语，钱穆印象很深。后来，钱穆还写信给陈寅恪，向他询问对《国史大纲》的具体意见。

另外，缪凤林也很欣赏《国史大纲》这部书，并挑出书中征引错误的地方。早年有些版本就附录了缪凤林的挑错文章。后来钱穆一一改定，就不再附录了。

当然也有学者指摘《国史大纲》的。比如毛子水，比如傅斯年。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窥探现代中国学术的派系和路向。

还有，钱穆晚年跟杨联陞时常有书信往来，讨论学术问题。1968年年底，钱穆致信杨联陞，说他有意再写《国史大纲》，这样就可以将三十年来新的见解和看法写出来，同时换一种新的体例来写，这样可以有两部《大纲》并存于世。可惜，终于没能成功。

啰嗦了这么多，很抱歉似乎还没有进入正题。其实上面讲的是从钱穆读钱穆，也就是说，要真正理解《国史大纲》，首先得了解钱先生本人的生平和学术。毕竟《大纲》融汇了钱先生对中国史的通盘的见解。放在他自己整个学术脉络下，才可能得到比较清晰深入的理解。另一个路径则是，放在那个时代的学术史思想史背景下，也就是晚清民国的大环境下去看待。下面讲的，可能扯得更远一点。

《国史大纲》是一部经典教科书。注意，这不是一部专著，而是一部教科书。因为是教科书，所以没有很详细地注明出处。一打开《大纲》，读过的朋友都知道，钱先生特别提倡对本国历史应该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——这五个字近二三十年来说得很多，但要真正付诸实践，需要花非常大的工夫。然后是长篇《引论》，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。但限于时间和学力，就不去说了。我只挑隋唐史部分说一说。

然而，我对隋唐史也毫无研究，实在惭愧。之所以挑隋唐史部分，是因为最近翻阅了两本隋唐史的书，也是教科书或通俗读物性质的。一本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孙英刚先生的《隋唐五代史》，一本是广西师大出版社那套讲谈社中国史的隋唐卷，也就是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的《绚烂的世界帝国》。——其实更应该参读岑仲勉先生的《隋唐史》，吕思勉先生的《隋唐史》，韩国磐先生的《隋唐五代史》，以及陈寅恪先生的论文和著作，等等。

因为是教科书，很多地方写得很简略。但即使简略，也有简与繁、轻与重的分别。对照着同主题的教科书、历史论文来读，就很有意思。比如，钱穆写隋代，他似乎就不喜欢隋炀帝，一上来就说隋炀帝是个“夸大狂”。而在孙英刚的笔下，隋炀帝也没有那么坏，简直是为隋炀帝“平反”：“历史上真实的隋炀帝跟我们在书本上读到的隋炀帝实际上是两个人。他往往被描述成末代昏君，被描述为奢侈、昏庸、沉迷女色、荒淫无道的形象。但是他的一系列做法，包括对高句丽的战争、修建运河系统、修建东都等等，实际上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举措，而且也被后来的唐王朝继承。他的皇后萧氏是个非常正面的形象，她从未被隋炀帝所抛弃。”

不过钱先生的议论也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。比如他说，隋炀帝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，而这种文学风流对政治风气也有影响，并最终导致隋炀帝走上了秦始皇的覆辙。钱先生接着说，能把南方的文学与北方的吏治、武力结合起来，处理得恰到好处，造成更高的政权的，则是唐太宗。这是很特别的历史意见。

而气贺泽保规对隋炀帝也有比较细致的分析。比如他把隋炀帝统治的十五年分成前后两期，前半期意气风发、蓬勃向上，后半期则陷入战争的泥淖，过着纸醉金迷的颓废生活。

再比如唐太宗——除了帝王世系，钱穆提都没提唐高祖李渊，上来就讲贞观之治——钱穆似乎完全相信唐太宗本人的自述，也都是自我表扬的文字，说什么要论天下英雄，我唐太宗算是有史以来第一号人物了。对照着看孙英刚的书，唐太宗当然是一代君主，但完全不像钱穆那种笔调，应该说更多揭露了李世民的真面目，以及李世民对唐朝影响的消极面。

具体说唐朝的建立，孙英刚更倾向于表彰李渊的功劳，他认为史书上把建立唐王朝的功劳大部分归功于李世民是不对的，这是唐太宗编造的结果。同样，李渊被描述为一个平庸的人，也是不对的。而在气贺泽保规那里，他说：“李世民后来继承了皇位，史书中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有贬词，而实际上他们三人都非平庸之辈……相对于平庸的父亲而言，三个儿子都很能干。”可见，气贺泽保规对李渊是持保留态度的。

当然，钱穆《国史大纲》的一大特色是对制度史的研究和探索。比如隋唐这一段，他花了不少篇幅讲述唐代的宰相制度和地方政治，还讲了唐代的贡举制、租庸调制、府兵制，以及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转变，府兵制到藩镇体制的转变。

再比如，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个大转折。看《国史大纲》，视野似乎相对是在中国史的范围内。而到了孙英刚的笔下，则是在更广阔的亚洲史的视野下考察的。当然，《国史大纲》毕竟是通史，篇幅有限，不太可能铺开来写，而《隋唐五代史》是断代史，有的问题相对而言可以讨论得稍微深入一点。

最后，我想特别提一下余英时先生的《犹记风吹水上麟》（收入《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》）。这篇文章提到《国史大纲》的地方，就非常值得重视。比如，余先生说，他曾不断提出《国史大纲》中的具体论断，请钱先生说明为什么要这样说，而不那样说。这种小扣大鸣，一般人是不可能有这种体验的。所以，余先生说：“我渐渐明白原来他多年在北大等校讲授中国通史的过程中，读遍了同时史学专家在一切重大关键问题上的研究文字，然后根据他自己的通史观点而判定其异同取舍。”这就提示我们，《国史大纲》“背后不仅是正史、九通之类的旧史料，而且也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”。

【悦读】